北约是如何控制舆论的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南斯拉夫进行狂轰滥炸的同时，发起了一场空前的宣传大战。

战争结束后，有记者问北约首席新闻发言人谢伊：“北约是不是通过大众媒体也赢得了一场战争？而你则是某种意义上的将军？”谢伊回答说：“我最多是个士官……战争胜利99％是靠飞行员，1％是靠媒体。”

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北约是如何赢得这1％的胜利的。

在科索沃战争中，美国当仁不让充当了军事打击的主角，但在宣传大战上扛大梁的却是英国。把米洛舍维奇“妖魔化”最甚的是英国，鼓吹派遣地面部队最力的是英国，北约的首席发言人和军事发言人也都是英国人。当然，其他国家也不甘落后。从3月24日到4月底的一个多月中，法国总统希拉克就发表了5次电视讲话。

由于绝大多数西方记者、特别是电视记者在轰炸开始后被迫离开了南斯拉夫，所以对科索沃战争的报道与海湾战争时不同，唱主角的不是电视而是报纸。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下达空袭命令后，西方主要报纸每天至少用两三个整版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首次发生在旧大陆的这场北约参与的战争。各报报道的重点并不是每天的战况而是从各个角度阐述这场战争的必要性。其基本做法是千方百计把米洛舍维奇“妖魔化”，大肆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竭力夸大和渲染难民潮。与此同时，北约领导人一再指责南联盟当局扼杀新闻自由，并以此为理由轰炸了南斯拉夫的电视台和电台。

当然，为了标榜“新闻自由”，表示报道的“公正、客观”，一些报纸在边边角角也时而发表几封反战的读者来信，但西方舆论的基本倾向是明白无误的。即使如此，北约一些领导人还是表示不满。英国政府就明确批评英国广播电台驻贝尔格莱德记者辛普逊的报道是在“散布塞尔维亚的宣传”，指责他“亲塞尔维亚”。最近，布莱尔的新闻秘书坎贝尔还指责媒体对北约的“误炸”报道过多。一位意大利记者对笔者说，科索沃战争刚开始时，意大利电视台既报道北约发布的消息，也报道贝尔格莱德发布的消息。坎贝尔打电话给意大利政府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有关的节目主持人被调动了工作。法国知名学者德伯莱从马其顿、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回国后，以自己的耳闻目睹批驳了希拉克总统的讲话，认为是北约制造和加剧了科索沃的人道主义灾难，并对法国积极参与这次由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表示质疑，但他马上就遭到了主流媒体的围攻。

对北约操纵舆论、抑制不同声音的做法，在战争进行期间就有人提出过批评。最近，一份名为《无边界报道》的杂志更是系统地揭露了北约领导人特别是北约发言人操纵舆论的做法。

3月24日北约的军事行动开始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波恩都有新闻发布会，但最活跃的还是布鲁塞尔的北约新闻处。北约新闻处平时只是在部长理事会前后才举行记者招待会。科索沃战争打响后，例行吹风会开始是每天一次，4月底起增加到每天两次，有时甚至一天三次。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和欧盟最高司令、美国将军克拉克在记者招待会上“偶而露峥嵘”，首席发言人谢伊则每天向200多名记者侃侃而谈。科索沃战争无疑把谢伊造就成火遍全世界的“电视明星”。

谢伊是在布鲁塞尔已经生活了19年的英国人。这位牛津大学的高才生反应敏捷，能言善辩。任何再刁钻的甚至挑衅性的问题，他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时还不忘幽你一默。使谢伊感到难以应付的大概就是在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之后。5月8日总共有3次吹风会，8名中国记者一再举手要求提问，谢伊就是视而不见，直到下午索拉纳出面时他才给了笔者一次提问机会。吹风会结束后，当我们追上去想继续问个究竟时，他转身说了句“很高兴看到你”就进了办公室。

在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78天中，谢伊大概总共主持了80次吹风会。按理说，作为新闻发言人，谢伊的主要任务是向记者提供北约军事行动的进展情况和围绕科索沃问题的外交活动，但谢伊明确表示他的任务：一是要说服公众舆论，阐明北约的行动是“正义的”，“如果不采取行动将发生更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巴尔干）地区将更加不安全”；二是“向米洛舍维奇表明北约的决心”，因为据他所知，米洛舍维奇每天都要收看CNN，所以，他的话“有80％是说给米洛舍维奇听的”；三是安抚科索沃人民。这就说明，他的主要任务并不是提供信息，而是进行宣传。

《无边界报道》杂志写道：“许多参加布鲁塞尔北约记者招待会的记者对北约负责人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是非常怀疑的”。法新社记者埃特利4月22日更是明确指出：“伦敦和布鲁塞尔作为事实向记者介绍的常常只是谣传。”同一天，法国《解放报》也写道：“自空中打击开始以来，新闻发布会一个接着一个，但北约的负责人发布的却是错误的新闻和谣传。”为此，该报决定从4月底起撤回了派驻北约总部的记者。

英国将军威尔比是北约的军事发言人。3月29日，他在布鲁塞尔宣布，塞尔维亚军队处决了科索沃阿族温和派领导人鲁戈瓦的主要顾问阿贾尼和其他5名阿族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普里什蒂纳一家日报的主编哈休。他还说，鲁戈尔本人已经躲藏了起来，他的住房已被烧毁。西方报纸马上以头条国际新闻报道了这一消息。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还配发了阿贾尼的简历。

66岁的阿贾尼被视为“最温和、最受尊敬的科索沃阿族领导人之一”。他的死讯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愤怒。许多欧洲高级外交官更是对此表示“震惊”，但拒绝证实这一消息。威尔比说他是从科索沃内部“非常可靠的消息来源”得知这一消息的，而且北约新闻处已经进行了认真核实。他甚至有鼻子有眼地说，对阿贾尼的处决大概是在5个阿族知识分子参加一个名叫克勒芒蒂的阿尔巴尼亚律师的葬礼之后发生的，而这位律师同他的两个儿子是在轰炸的第一天被塞族军人杀害的。

两天之后，鲁戈瓦在普里什蒂纳的家里接受了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他的身体很好，住房也完整无缺。接着，塞尔维亚电台和电视台播出了鲁戈瓦与米洛舍维奇会面的报道。

5名阿族知识分子被害的消息也是无中生有的事。哈休是从电台广播中得知他自己死亡消息的。4月7日，哈休经伦敦到达巴黎，他证实他的几个同事都身体很好。

阿贾尼是在威尔比发布他死讯的3个星期后死的。有消息说他是在同家人一起逃离科索沃时被害的，但凶手是谁一直不明。但北约既没有更正已经发布的错误消息，也不再提及阿贾尼后来死亡的事。

谢伊后来在谈到北约把有关阿贾尼被害的谣传正式化问题时说，“作为发言人，我对这一声明承担责任。但是，这不是我，而是欧洲盟军总部的同事在我不知道情况下宣布这些人已经死亡了”。

《无国界报道》认为，在轰炸的第一个星期，北约如此迅速地把谣传正式化好像不是一个“错误”，“目的是扭转对北约的军事行动抱有怀疑的公众舆论”。

4月14日，北约在科索沃西南部的贾科维卡地区轰炸了一个阿族难民的军队。据塞尔维亚方面的报道，轰炸造成75人死亡。事发后，德国国防部长沙平马上说，“塞尔维亚空军是此次轰炸的责任者”。但第二天北约的新闻公报承认：“据调查，北约证实它的一架飞机昨天将一枚炸弹错误地投向了一个车队中的一辆平民汽车。”但这份新闻公报同时说，“塞族警察部队的汽车大概夹在车队之中或正在车队附近”。当天，法新社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到了现场，一个目击者对他们说，“飞机在上空盘旋了好几圈，一直跟着我们，并三四次瞄准了车队”。

16日，北约发言人经过反复推敲承认，“有一个事件，只是一个事件，我们有平民伤亡的证据”，“其他的，我们可以肯定瞄准的是军车”。但同一天，克拉克还在说，“据难民的口头证明，车队可能是被南斯拉夫飞机击中的”。

4月19日，北约又改变说法，“大约12架飞机一共投下了9枚炸弹”，击中了两个车队。在吹风会上，发言人还播放了一段指挥部与向第一个车队投弹的飞行员的对话录音，以此证明飞机瞄准的是“军事性质的车辆”。至于第二个车队，发言人说，“飞行员是根据车队行进的速度和车距将其误认为军车的”。但同一天，英国《快报》透露，一名英国飞行员当时向投弹的美国飞行员提出了警告，说有平民，但没被接受。又过了两天，北约发言人承认19日播放的录音同此事毫无关系。

法国《解放报》驻布鲁塞尔记者认为，北约对“误炸”难民车队前后发布的消息“不是混乱，而是一个丑闻”。“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谢伊事后表示，“在这一问题上，我接受批评”。同时他解释说，这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迷雾”，有时有些事情是无法马上核实的，尽管尽了很大努力。“这件事比较复杂，当时同时有好几次攻击。我们对某些信息上的混乱承担责任”。他承认他发布的信息是经过军事指挥系统过滤的，首先是意大利阿维亚诺军事基地，然后是那不勒斯南方司令部，再是蒙斯盟军最高司令部，最后才到北约总部。

西班牙一家日报5月31日透露，北约4月底的一份内部报告承认，“北约总部既不具备机制也不具备手段和必要的经验在战争期间进行一场新闻战”。“北约的新闻政策需要重新深入考虑”。报告主张从三个方面引导公众舆论：轰炸将持续一个相当长时期；加强对非军事目标的打击；准备地面干预。并要求使用“所有可能的渠道”改善同记者和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为此，伦敦马上向布鲁塞尔派出了专门同记者打交道的专家，其中包括1997年5月在大选中为工党立下汗马功劳的现任布莱尔新闻秘书的坎贝尔。自此之后，北约不再使用“误炸”、“附带损害”的说法，强调北约轰炸的都是“合法目标”，包括公路、桥梁、变电站、工厂、电台、电视台。

在轰炸难民车队、特别是袭击中国使馆后，面对舆论的批评，北约感到相当被动。但聪明的谢伊马上以攻为守，每天揭露塞尔维亚军队如何敲诈阿族人，阿族难民如何大量出走，并再三强调“所有这些全部责任都应该由米洛舍维奇的制度承担”。

伦敦的一位大众媒体专家说，“以揭露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活动来阻止舆论对北约的批评，北约至今进行了一场很好的宣传战”。这位专家同时指出，北约发布的消息许多是未经核实的，什么“遭机枪扫射的村庄”、“被夷为平地的城市”、“人肉盾牌”、“尸体堆”，就是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北约宣传战的目标始终对准的是米洛舍维奇。专攻历史的谢伊把米洛舍维奇说成是“1945年以来的人道主义灾难的组织者”，“挑起了如同红色高棉在金边制造的人口大迁移”。3月28日，德国国防部长沙平首先使用在科索沃发生了“种族灭绝”这个说法，接着，“种族灭绝”也成为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语言。布莱尔还将米洛舍维奇同希特勒相提并论。每天在伦敦举行的吹风会上，英国国防大臣和其他几个大臣一会儿说米洛舍维奇是“屠夫”，一会儿又骂他是“恶魔式的流氓”、“腐败、暴虐的魔鬼”等等。

专家们马上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滥用历史类比、进行谩骂不是民主社会的传统”。波恩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奔茨更是明确反对将贝尔格莱德政府同德国纳粹类比。《洛杉矶时报》驻科索沃记者沃森在接受德伯莱采访时说：“在卢旺达的几周内，我曾经目睹最可怕的种族屠杀，到处看到的是尸体，整个国家都是腐烂的人体。这种情况我在科索沃一点也没有看到。”当然，他承认他个人不可能对科索沃发生的一切都能看到，但他强调“他至少不比那些并不在科索沃的观察家知道得还要少”。他认为，“首先应该进行调查”，“如果有证据说明（南斯拉夫）政府下令进行大规模清洗，到那时再用种族屠杀这个词也不晚”。